阿楠在微信上发来最后一条消息时,我正在楼下的便利店买啤酒。
她说：“我决定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你不用找我了。”
我以为她又在闹脾气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了，每次情绪崩溃的时候就消失几天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回来，我提着两罐啤酒回到家，瘫在沙发上，打开电视，什么台都行，只要声音够大,能盖住脑子里嗡嗡的噪音。
直到第二天，阿楠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,我才开始害怕。
她的公寓在第八层，我翻遍了她所有的社交账号，最后在她的小号上看到一句话：“今天站在窗边，往下看的时候，第一次觉得楼下那只野猫的眼神，比这世上所有人都温柔。”
那一刻,我浑身发冷。
阿楠从十七楼搬进二十一楼，不是为了看风景，她说，站得高,才有跳下去的勇气。
我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，她指着楼下说：“你看那只野猫，每天这个点都会来翻垃圾桶。”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什么都看不清，二十一楼太高了，人和猫都只剩下一个模糊的黑点，可阿楠说，她能看清，看得特别清，那只猫的背上有块疤，尾巴断了一截，但走路的时候脖子仰得高高的,像国王巡视自己的领地。
“你知道吗，”她说，“我羡慕那只猫。”
我不知道怎么接话。
阿楠有一个很糟糕的童年，父亲家暴，母亲改嫁，她跟着外婆长大，外婆去世之后，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人真正关心过她，她吃药，看心理医生，试过很多方法，但抑郁症像一只巨大的手，日夜不停地掐着她的喉咙，白天还能撑，到了晚上，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的呼吸声，那些念头就像水一样漫上来,怎么堵也堵不住。
她最严重的那段时间，我陪她看过三次落日，每次她都站在天台上，双脚踩在女儿墙的边缘，说：“你信不信，如果我跳下去，风会把我的身体分开，像一片叶子。”
我不敢说“不信”，我也不敢喊她下来，我只能站在她身后，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明天吃什么，楼下的便利店又上架了新口味冰淇淋，昨天看到一个女孩和她长得好像，我不知道这些话有没有用，但至少，当我在说话的时候,她没有往前迈。
可她最终还是走了。
不是从二十一楼跳下去的。
她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只是再也不接电话，不回复任何消息,她的微信头像再也没亮起过。
后来我养成了习惯，每天晚上下楼，在便利店门口蹲一会儿，看那只野猫，它还是老样子，背上有疤，尾巴断了一截，脖子仰得高高的，我买了猫粮放在那里，它吃，但不亲近我，吃完就走,头也不回。
有一次，我蹲在路边哭了很久，那只猫折返回来，隔着三米远看着我，月光底下,它的眼睛亮得不像话。
我突然想起阿楠说过的话：“那只猫的眼神，比这世上所有人都温柔。”
现在我明白了，不是因为猫真的温柔，而是当一个人已经被世界遗忘了太久，就连一只野猫的注视,都成了全部的救赎。
阿楠还活着，可她活在没有猫的地方，活在没有窗户能让她去张望的房间里,活在一个我再也够不到的世界里。
楼下那只野猫还在，它不知道有一个女孩曾经多么羡慕它的自由,也不知道她最后输给了什么。
有时候我想，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去买啤酒，如果我没有错过她的求救，如果我能在她发那条消息的时候，说一句“别走”。
可是没有如果。
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每晚下楼，看看那只猫，它好好的,阿楠会不会也好好的？
我不敢往下想。
月光底下，那只断尾巴的猫蹲在那里,像一截被遗忘在人间里的魂。
